南开大学第一任校长|南开大学校长：高考对人情关系是很大抑制
南开大学第一任校长|南开大学校长：高考对人情关系是很大抑制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近日接受凤凰卫视专访，就学生素质教育、高考、和教育改革的话题发表看法。以下为访谈内容部分节选：
吴小莉：校长好。
龚克(南开大学校长)：小莉，你好你好，又见面了。
吴小莉：学校里面出两位总理。
龚克：这个不是偶然的。
吴小莉：大学是什么？
龚克：我先说大学不是什么，有人把大学当作了一个孵化器，当作一个科研单位，一个技能培训所。大学就是大学，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吴小莉：上个月开始，全国近千万的高考考生，都在盼啊盼的，盼着一份已经等了十多年的“礼物”——那就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们当中的一些，收到了“礼物”，有些特别。红色的《通知书》带来了好消息，同时送来的，还有一封校长写的信。这封信不仅建议新生要了解学校和专业，认真地复习基础学科；并且建议新生阅读《论语》、《孟子》、《唐诗三百首》等古代的经典；同时，还建议新生们在这个假期做一份义工，或者找一份工作。这份特别的《录取通知书》，来自于有近百年历史的天津南开大学。今天的节目，我就与南开大学的龚克校长相约问答。
龚克：为什么说学生要读一点经典，在我来说特别希望他读一读《大学》。《大学》它的经文这部分只有200多个字，不难理解，但是后面有一个让他知道他现在已经变成成年人了。《大学》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中就是成年人之学。他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的成年的学习者。我希望他读读这个，要明明德于天下，要修身、正心、诚意、格物、致知。
我的建议就说让大学从《大学》开始，《大学》跟我们讲的大学不是一个含义上的大学，但是它的一种精神，这样一套逻辑，我觉得我们中国文化是独特的，这是在西方的大学是很少看到的，其实西方大学它培养很多人为社会做事，但是它一直在讲是你自己的发展，我们中国是“明明德于天下”，为公，为这个我来修身，最后它是落实到自己的修身，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社会责任，像我们把它作为一种教育的目的，我觉得是中国教育里非常特殊的，而自古以来就有的，我认为我们现在大学也要传承的。
吴小莉：有没有真的学生读了《大学》，还很有感触，来跟你讨论过？
龚克：有很多非常有感触。比如说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我们的高考是分文理科的，所以我们的像环境学院，他们都是理科的考生，去年是一个环境学院的学生，谈他读古典的体会，然后现场就赋诗一首，博得满堂彩。实际上，学生需要有一个全面的发展，不是说学环境科学就只学化学、只学生物，别的我都不懂，这就好像是一个机器，我们希望他能看一些这个东西，不是所有的学生都看，有的学生你在座谈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很勉强，他说他读了，实际上没真读。
打一份义工，我们多少年都是鼓励这么做，我觉得我们的学生特别是在高考期间的学生，他除了高考什么都不要想了，但是实际上，这个人的生活除了高考是有很多，很多很多东西的，特别是能够为他人做一点事情，我觉得再给他人做事情感觉到一点愉悦，我觉得这是他应该有的一种人生感受，而且也涉及到进入大学以后，这种集体生活的一些很重要的准备，所以我们给他一点提示。
吴小莉：后来有没有做一些调查，比如说，真的进来的学生有多少人做了？
龚克：从新生调查来讲，大概有一半以上都会做，而且他们有一些人非常有感受，他是第一次为别人做一件事。特别是我们这一代的孩子，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家庭，他变成了独生子女，甚至他的父母也是独生子女，所以他就形成了一个421结构，这个结构就使得他们得到太多的宠爱，无论是家庭富裕的，甚至家庭贫困的；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高考竞争，这个什么事情都家里的想到，所以他在和人的接触当中，反应出很多的弱点。比如说他一下进入集体生活的时候，来自不同地家境，来自不同地地区，甚至不同民族的人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他会觉得非常的不适应，原来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大学集体生活其实给这些孩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课，它是一个无字书。
昨天晚上我在给一个家长回信，这个学生还没来，这是今年我收到的第一份家长的信，跟去年一样，又要求这个学生转专业，这个学生的报了很多专业，他的第三志愿是化学，他第一好像是经济经管类的，但是由于分数，我们没有能够录，然后到了化学，然后他就给我写了一个信，就希望他能够转到管理类的专业去，我就跟他写，我说第一，本科的时候专业不是那么重要，我们是希望能举一反三，我们希望你学会的不仅仅是化学物理，是通过这个得到一个大学的基础的一个教育；另外，他高考，他是在自己报志愿，好像是他在做选择，而事实上，他是被选择了，其实在这个生活里头，其实总是被选择，我觉得真正能选择的并不多，被选择做了校长，被选择做了什么什么事情，你被选择来了南开，所以如果要想真正做成功的话，我觉得更多人是干一行爱一行的，而不是爱一行干一行的；所以我昨天费了很多长的心写了很长的一个回复，就希望能帮助做学生的工作。当然我们也会给学生提供一些选择的机会，但是即使有很多的选择的机会的时候，他实际上还是在被选择，比如说我们现在转系，他是可以转系的，但是呢，比如很多人都想学金融的时候，金融不可能招所有的学生，那怎么办呢，它还是根据你的成绩、根据你的特长在做选择，所以要准备被选择，而且哪怕那个选择是非常无奈地被选择的时候，能够很快地去适应它，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学生能做到的。
吴小莉：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的时候是一个冬天。当时22岁的龚克是北京著名的军工厂——798厂里的一名工人。已经快四十年过去了，龚克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他在寒风里走进考场，屋里没有暖气，窗户四面透风。整个考试的过程中，他都头戴着棉帽子，身穿着棉大衣，手上戴着手套....。。那一年，有570万的考生参加高考，最后只录取了20万人，录取的比例是29比1。龚克，就是当中幸运的一位。龚克说，高考给了他一个公平的机会，而这“公平”的前提，在于“公开”，
龚克：高考对我来说，最大的公平是他的公开性，我原来申请这个，其实工农兵学员那个说法，个人报名、群众推荐、组织审查、学校录取，你听这14个字非常好啊，这个群众大家来推荐你，最了解你吧，然后我还可以有组织来对你审查，但实际上，因为没有一个公平尺度，那一年你没被推荐，你去问，为什么没有被推荐，而是他，他说不清楚的，现在我可以很明白，我没有考过你，可能是因为数学比你差，我的语文比你差，我的外文不可以，那我第二年去补习这个，我知道我达到一个什么水准，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做到这个，而那个时候我自己是没法努力的，我不知道怎么努力。
另外我们这种人情社会之下，有的时候这种推荐不是很客观的，有很多个人的关系等等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愿意为了抑制这种人情的因素，我们愿意把它客观化，变成在考卷上，我不管你的爸爸是谁，你有什么样的背景，你的考试只要比我低半分，低一分，那你就排我后面了，这对人情关系是一个很大的抑制，就是在高考里面，我们很多校友，老师的孩子，他考不进来，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没有办法去照顾他，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它不断地延续了它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学生在为分数在学，然后为了分数的这种计较，也造成我们学生之间的关系不和谐，不是完全不能做点什么，但是一下子要改变非常难。
吴小莉：有人说，很多农村的孩子或者说是贫困地区的孩子，他们要改变命运的话，念书，有机会能够考上高考的话，就能进入到城里一流的学校，他还可以改变他自己未来的发展梦想，但也有人觉得说，现在其实高考是不是确实能够鲤鱼跳龙门，在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本来就相对比较落后的情况之下，还有这样的机会是能够真的通过高考，让他整体的去改变？
龚克：还是有的，因为现在高考实际上系社会阶层流动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呢，现在大家看到了，就是有一种说法，现在我记得有一位77级的名人，他是北大的，他就说当时在77级的时候有多少多少来自农村的同学，而现在比较少了，这个话是要分析的，因为我们77级的时候，我也是77级的，我们班恐怕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的，但是这个农村在77级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农村大量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并不是在农村受的教育，他们实际上是城里受的教育到那边，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这样，刚才你说到了，就是在高考的统一尺度之下，农村由于基础教育的薄弱，所以通过高考的概率是相对比较低的，这是一个现实，解决这个现实，除了我们提到的这几年，我们加强偏远地区基础教育，希望它能够提高以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分省定名额，就青海可能是基础教育比较薄弱的一个省，但是南开大学必须给它这么多名额，那么这种分省定名额，实际上是对这些地区的学生的一种照顾。
吴小莉：1977年恢复高考时，招生比例29比1。近年来高考有900多万人考试，最终录取超过600万人。三分之二的录取率，看起来上大学变得容易了，而实际上高考的竞争仍然非常激烈，这是为什什么呢？龚克分析说，家长和考生希望享受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高考恢复的时候，大学的水准比较整齐。如今大学录取总数虽然很多，但是100多所“211”高校，每年只招收50万人左右，占全体考生的比例，接近20比1。也就是说，优质教育资源的比例，和1977年相差不多。
龚克：我一直在想，中国要持续地进行教育的投入，比如说我们现在达到了4%，4%是一个世界上的平均水平。
那么全社会的教育投入呢，我们现在重点是基础教育，是保证九年制义务教育，要巩固住这个九年制义务教育，另外要解决贫困农村地区教育基础设施问题，所以从过去的十年里头，高等教育投入的增加是比较少的，高等教育的增加最强的是大概从1995年到2005年的那一段时间，或者到2002年，2003年以后高等教育的这个增速就缓解下来了，为什么中国搞什么985、211计划，它就是因为它无法全面覆盖，它选择一部分来首先给予支持，这是一个正确的策略，这个无可厚非的，但是你不能长期这样，这批学校建的再好，它不可能整体地缓解这个供需关系，如果说美国有这100所优秀的学校的话，以中国的这个人口的话，中国的教育，中国应该有两三百所非常优秀的学校，而且要达到这个目标，还要几十年的努力，这个是一个长期努力的事情。
吴小莉：那至少我们每一年对教育的投入应该要增加？
龚克：一定要保持一个持续的增长，在这一点呢，我觉得当时邓小平的有一句话说的是非常好的，就是不重视教育的领导是没有远见的领导。
吴小莉：在龚克看来，中国的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又是一个人情社会；这种情况之下，“一分定乾坤”的高考，是一个相对公平的选择。然而，高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孩子从小到大，都是为了“分数”学习。那么，一个大学生，究竟应该学什么？怎么样学呢？龚克校长有他独到的见解。
龚克：高考之所以要这么细致的区别，它也是不得已的，因为我们有1000万的考生，人太多了，然后我们用一个750分的卷子，要把这1000万人区别出来，北大清华加起来8千人还不到，就是每个学校就是不到4千人，这样子，然后像我们这样学校加起来，中国所谓985工程十几年重点支持的30几个院校，只招15万人，这1000人的1.5%，这个竞争非常之激烈，那要把它区分出来，它就特别注重细节，这种细节就导致这个学生在学习上的一种扭曲，他会为了得那个小的分数，去做出很多的努力，而在实际上，它对他整个生涯并不是那么重要的，
将来你们所做的，一定不是今天所学的。一定不是。我在30年前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学的所谓最新的东西叫ISDN，听说过这个吗？通信的同学知道这个吗？这曾经是毫无疑问的通信前沿。80年代甚至到90年代，都是不得了的一个东西，都是作为前沿来学。但这东西基本上没出世就死了。
吴小莉：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说，您对于学生来说，尤其是研究生，不是要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已，如果他有一天能够提出问题？
龚克：对，抓住问题，提出问题，这是他最重要的，我们过去长期说，我们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就会问，这些问题是谁提出来的，是老师提的，所以这时候学生总是在一个被动的状态，现在我们在鼓励让学生来提问题，那这不是容易的事情，提不出来的。
吴小莉：我当时访问林毅夫的时候，他说他到美国去师从诺贝尔奖的得主，他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习到了学习的方法？
龚克：对，我觉得一个优秀的大学或者是一个优秀的老师最后能把学生带入的一个境界，林毅夫他现在他碰到很多问题，不是当年他在美国学过的，但是他可以在那个基础上自己去观察，比如说林毅夫先生对中国经济的很多关系，他是非常独到的，不一定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能看到他的独到，他有自己的证据，他有逻辑，这一点是我觉得，他真是学到真经了。
南开现在做了一个我们叫辅学，辅助的辅，辅学的体系，这个体系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立公增能”。我们希望他学习能够立一个为公的志向，不是完全自己个人的发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增加自己的能力，我们讲三个能力，第一个是学习的能力，第二个是合作的能力，第三个是吃苦的能力，
我们给学生做一种评价，通过一些测试，通过学生互相评价，一开始的时候，同学非常地不认可，有一个女生非常气愤的站起来说，这个为什么要逼迫我去给别人做评价，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样，而且我也反对他们来评价我。我说，我了解你的想法，但是我觉得你的情商差了一点，善于与人相处是做人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个评价，来发现你这样的不足，我们并不因为这个去扣掉你的奖学金，或者把你怎么样，我们只说，在这个方面，通过别人对你的评价，或者通过我们测试，感觉你可能有缺陷，提醒你去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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