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诗有哪些_苏轼受"乌台诗案"之苦 受挫后写出最美"月光曲"

时间:2020-12-20 来源:中国古代史 点击:

苏轼的诗有哪些_苏轼受"乌台诗案"之苦 受挫后写出最美"月光曲"

  苏轼的一生有太多的不快乐,连珠炮似的被贬谪,甚至下狱。然而,乐观的本性总是促使他去寻找人生的快乐,寻找人生的休闲感,而这种寻找反过来又提升了他诗词文章乃至做人的境界。可以说,寻找快乐成全了苏轼。

  在这个寻找快乐人生的过程中,广东惠阳是重要的一站,一间小小的寺庙,一片平凡的森林,居然让他醍醐灌顶,猛然醒悟:快乐在当下。

  中途休憩时顿悟——

  累了就歇脚人生何处不休闲

  公元1094年,即宋哲宗绍圣元年,58岁的苏轼在惠阳,职务是宁远军节度副使,境况是“惠州安置”,说白了就是被贬了。当时的宰相是苏轼的老朋友章惇,他把年近花甲的苏老师“照顾”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二人不合。

  章惇是个强势人物,苏轼则是书生性格。有一回二人爬山,见前面奇峰陡峭处架着一处独木桥。苏轼战战兢兢不敢过,章惇不仅轻巧地一跃而过,还在山崖上题字,最后又回过身来把苏轼拉过桥去。苏轼因此感慨:章同学,你以后是个主宰别人命运的人。果然,苏轼的命运就被章惇主宰了,被流放到惠州。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读书人有一个习惯,那就是爱好山水,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中,总要在山水中寄寓感情,抒发情怀,其中柳宗元和苏轼是典范。中国的山川景物就这样被他们给再塑造了一次,再美化了一次,成为文化意义上的山水。

  苏轼在惠州,自然也忘不了游山玩水。当时他没有专门的官邸,寄居在惠州嘉佑寺,听说东弥陀寺后面有座松风亭,风景不错,就准备去游玩一番。这松风亭在一处高地上,亭子周边种了二十多种松树,清风一来,松林就迎风发出松涛声,时人爱其松涛声,遂成为风景名胜。

  可能路程比较远,再加上苏老师年老体弱,走着走着,就体力不支,有点走不动了,“足力疲乏”,想找个地方歇歇,当然最好是松风亭。可是一眼望去,松风亭还在远远的树林末端,“望亭宇尚在林末”,这怎么办好呢?

  苏轼犹豫良久:继续走?体力在抗议;留下来休息?没有场地。正当苏老师在休息和前进之间进退维谷时,他忽然回过神来:“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现在我站的地方凭什么就不能是休息处?大宋王法又没规定这里不能休息,这儿的地上也没长蒺藜,凭什么不能就地休息呢?感情上想通了,行动上就自由了,此刻的苏老师如同脱钩的鱼,“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清清爽爽,就在停留的地方一屁股坐下来。

  苏轼就在那一刻开悟了:休闲就在当下。不一定要等到了自己设定的目标才好好休息,人生何处不休闲?此前的苏老师把自己挂在一个“钩子”上——要到达某处才有资格休息。而一旦打破这个束缚,人生就到了一个自由的境界。

  苏老师毕竟是文坛豪杰,他并不只是停留旅途休息这个阶段,而是进而把自己想作是两军对阵当中的一名士卒。正当短兵相接,战鼓好似雷霆时,如果向前,就会死于敌手,如果后退,就会死于军法。在进退皆有可能死的情况下,怎么办?苏轼脱口而出:“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妨碍我好好地歇息休闲。在进与退之际,在战死与处死之间,让这位疲倦的小士兵好好地休息一下吧。

  这就是苏轼的名篇《记游松风亭》。

  当然,苏轼不是鼓励大宋子民当战场上的逃兵,而是以战争比况人生,无论身处怎样的危机,都不妨碍人们把自己放逐到危机的边缘,在当下好好休息调整一番。

  苏轼的这次感悟,也是由来已久。

  极度受挫后——

  写出最美的“月光曲”

  以惠州松风亭为坐标,我们把时间往前推11年,公元1083年,即宋神宗元丰六年,苏轼受“乌台诗案”之苦,被贬黄州。此前,苏轼没有这样受挫过,到黄州的时候,他还处在舔伤口的阶段。

  然而,那一晚,阴历十月十二日的晚上,温柔的月光走入苏轼栖身的屋舍,向他发出邀请。任何一个有才情的人,都不能拒绝月光的邀请,于是,伤口还在作痛的苏老师披衣起床,走入了月光的怀抱,把自己的人生全交给月光去抚摸,“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

  多么美好的月光,抚平了人生的所有伤痛。月色中的当下才是最真实的,苏轼的痛苦在这里升华了,他因此感到了快乐。而快乐的进一步延伸就是分享。他想到了在承天寺的朋友张怀民,也贬谪在此地,就把这位朋友喊了来,两人一起在庭园中,在月色中散步。

  苏轼老师在人生最伤痛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最美的月色描绘:“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月光像水一样澄澈,庭院中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投射下来,好像水草交错。

  月光的清晰和水光的质感融合在一起,空灵透彻。记者相信,当时苏轼的人生境界,也是如许澄澈。这让记者想起另一位文青柳宗元,他的《小石潭记》中将水写成虚空,其中的鱼儿似乎凭空而游。而苏轼则将虚空写成水,可谓异曲同工。

  不管怎么样,两位文坛巨子在人生境界的澄澈度上,有了交集。

  无论是承天寺的月色,还是松风亭的清风,都有一个关键点:当下。不管是人生紧张,还是人情炎凉,我们都要看好当下,每一个当下都有一个惬意的休憩。

  还是以松风亭之游为时间坐标,往前再推16年,公元1078年,宋神宗元丰元年,苏轼在徐州,当时春旱,苏轼去求雨,天似乎很给他面子,果然下雨了。所以至初夏时,苏轼又前往谢雨。谢雨路上,被苏轼诗化了、美化了,“簌簌衣巾落枣花”,枣花落在衣服和头巾上。连干渴和困顿也被美化了,初夏日头高,醉酒的人又困,何处可解渴解困?他看见一户人家,于是“敲门试问野人家”。在困顿饥渴的道路上,不必追求山珍海味,不必追求华宇广殿,当下一碗清凉的茶水,便是人生最清凉的休憩,遥想当时的苏大学士,在敲门试问的时候,是不是体会到了当下便是最好的休憩呢?大概,苏轼的人生态度,不光是从诗书中来,也是从这样的人生经验中来的吧。

  传统读书人的

  精神家园——

  接受并过好

  每一个当下

  苏轼这种看好当下的态度,一直伴随着他走向生命的尽头,在游览松风亭之后的第三年,公元1097年,62岁的苏轼远谪海南儋州。海南在北宋时期还是极其艰苦之地,年过六旬还往那里,几乎等同于灭顶之灾。

  苏轼却能在海南这个“当下”安静下来,说:“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我本来就是海南儋州人,只不过以前寄居在四川。把当下所处的儋州当成家乡,反而把自己出生的家乡当成他乡,这是一种四海为家的情怀。

  中国传统的读书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当下。四海为家不是无家,随遇而安不是苟安,而是用积极乐观的心态改造当下的心态,用一种乐观的眼光看待当下的环境。

  因此,中国古代诗人经历了一个个当下,也塑造了一个个当下。李白遭遇永王之灾,却把灾难的当下转化为“朝辞白帝彩云间”的潇洒;杜甫流离西南,却把流离失所的当下转化为“黄四娘家花满蹊”的清新;刘禹锡屡次被贬谪,却把宦海失意的当下转化为“前度刘郎今又来”的豪迈……

  把所有的惬意都放在未来做一个预期,其实这不符合传统中国人的乐观个性。要等到财富多少时,事业如何时才去享受马尔代夫的海风、瑞士的山水?不然,不如学苏大学士,就地坐下来,当下便是马尔代夫,便是瑞士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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