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简介_陈寅恪之死

陈寅恪简介_陈寅恪之死

文章作者：柳已青
　　
　　自由共道文人笔
　　
　　最是文人不自由。
　　
　　——陈寅恪
　　
　　入山浮海均非计，
　　
　　悔恨平生识一丁。
　　
　　——陈寅恪
　　
　　死生家国休回首，
　　
　　泪与湘江一样流。
　　
　　——陈寅恪《答王啸苏君》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1950年12月20日，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在台湾省“参议员”郭国基问责声中突发高血压，不治而亡。台湾省的报纸刊发消息，“郭大炮”与“傅大炮”不幸交火，“大炮议员郭国基骂倒傅斯年，傅氏绝命身亡。”1969年10月7日，在“文革”中被迫害的陈寅恪心力衰竭，在凄风苦雨中去世。
　　
　　王国维去世后，陈寅恪作挽联云：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王国维之死，众说纷纭，陈寅恪独倡“殉文化和纲常”之说，在那篇著名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解释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而陈寅恪在《王国维先生纪念碑》上铭刻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为陈寅恪的精神写照。
　　
　　傅斯年去世，陈寅恪作一挽诗，曲折隐晦地表达自己的心曲和悼念：“不生不死最堪伤，忧说扶馀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哲人其萎，家境凄凉。傅斯年去世前，还在赶写一篇稿件，并对夫人俞大綵说，等得了稿费，“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
　　
　　陈寅恪去世，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道出真正的死因：“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泰山其颓，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可是，当时的大陆报刊未有悼念文章。在那“大革文化命”时代，谁为神州惜大儒？
　　
　　这是《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中展现的悲歌，打开这本沉重之书，满纸皆是伤心史，处处可见心酸诗。这部独特的视角书写的人物传记，不仅是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心灵史诗，也是同时代学者命运巨变的素描。传记以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学术事业、人生步履为主线，在20世纪动荡起伏的历史背景之下，像画卷一样徐徐展开，知识分子的群像凸现出来，“文革”的遭际是高潮，也是曲终人去之时，叶企孙、向达、汪篯等学者，或被摧毁，或自杀，而傅氏家族成员集体凋谢，零落成泥，被飓风吹去，不见踪迹。穿越时代之门，追溯历史的源流，我们看到的是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悲剧，看到被遮蔽或被遗忘的历史真相，与战争中的颠沛流离相比，学者在政治运动中的悲惨命运更让人扼腕叹息。也许吊诡的历史不相信眼泪，可是，读此书，泪水就像大地深处的泉眼，汩汩渗出。
　　
　　著有《李庄往事》的作家岳南历时多年，为撰写《陈寅恪与傅斯年》，在收集史料的同时，并实地调查获取第一手的资料，像傅斯年所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正是掌握了大量的史料，经过筛选、辨识，这书有看头。当然仅有史料是不够的，史实之上还要看史识。当年唐德刚注释的《胡适口述自传》，有人说他写的注释比胡适的传记正文还好看。就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而言，唐德刚注释的分量，的确不在正文之下。我读《陈寅恪与傅斯年》，连一个注释也没有放过，岳南的正文和注释互相补充，浑然一体。但我觉得，传记作家的才情、评论不妨在注释中挥洒。岳南的注释，别有幽怀，隐含密码，欲说还休，对历史的反省与洞察，对现实的关注和批判，尽在其中。
　　
　　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个是菩萨低眉，一个是金刚怒目；一个是柔弱如水，柔中带刚；一个是霸气十足，雷厉风行；一个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一个是“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在1949年天玄地黄的历史转折点，一个留守大陆，一个去了台湾。两人的个性差距很大，除了同学加姻亲的关系，两人惺惺相惜，肝胆相照。两人的精神共同之处是追求学术独立和精神自由，有骨气和胆量，处处表现了孟子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陈寅恪和傅斯年面对世事变幻，坚守自己的信念，诚如顾炎武论汉末士风所说：“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陈寅恪为何能深切地激起今人的缅怀？能在《陈寅恪与傅斯年》中找到答案。陈寅恪晚年创作《柳如是别传》，“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柳如是别传》一书中，寄寓着他的理想。南明“遗民”的心态，兴亡的慨叹，令陈寅恪感同身受。陈寅恪是最后一个传统的士大夫，注重名节，洁身自好，以目瞽足膑柔弱之身，对抗文化的专制和极权的政治。“国无道，至死不变”，肉体可以消灭，精神永远不倒。陈寅恪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发挥到极致，成为一座精神的高峰。
　　
　　读过《陈寅恪与傅斯年》之后，我觉得这部书有的地方有遗憾，有的地方值得商榷。其一，傅斯年与顾颉刚交恶。昔日的同学兼好友分道扬镳，这是两人学生生命中的大事，岳南引用了顾颉刚致胡适的信。顾与傅在中山大学的矛盾和分歧，如能引证《顾颉刚日记》中对此的描述，更能反应顾颉刚真实的内心。然而，全套十二册《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5月版）不容易看到。其二，很想看看怎样写傅斯年处理“一二·一”昆明联大和云大的学潮，书中没有这一部分。其三，余英时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书中写道，身在岭南，陈寅恪、唐筼夫妇曾为去留强烈争执，唐筼去了香港，拗不过陈寅恪又返回，后来陈佩服夫人的远见，为未能抽身远走而后悔。岳南持汪荣祖的观点，轻易否定了余英时的说法，“因而余氏的结论只能属于胡言乱语一类”。这让我想起赵元任的名言，说有容易说无难。
　　
　　当年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引起轰动，告诉人们世间曾有陈寅恪。我想这本书，虽然出在不少版本的陈寅恪、傅斯年传记之后，让人有理由相信，会引起读书人的关注和讨论，陈寅恪与傅斯年的迷局和悲剧，仍需破解，想来想去，一句话，在20世纪历史的翻云覆雨中，“最是文人不自由”。（来源：岳南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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