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物理学史物理学史-玻尔
【高中物理学史】物理学史-玻尔
1962年尼尔斯·玻尔，丹麦物理学家、现代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原子结构学说之父逝世。
尼尔斯·亨利克·大卫·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10.07～1962.11.18)
尼尔斯·亨利克·大卫·玻尔， 1885年10月7日生于丹麦哥本哈根，是20世纪第一流的科学家之一。他首先应用量子理论，即将某一系统的能量限制在某些离散值来研究原子结构和分子结构问题。在量子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中，他曾是主导人物，也做出了主要贡献。1930年起，玻尔继续从事于由量子理论引起的认识论问题，同时还对核物理学这个新领域做出了贡献。他把原子核比作一个液滴，他的液滴概念是理解许多核过程的关键手段，特别是1939年在理解核裂变(一个重核分裂为两个几乎等质量的两部分，并释放巨大的能量)的实质中起了重要作用。 1940年丹麦被德国人蹂躏和占领，面对纳粹的权势，玻尔尽力维护其研究所的工作和保持丹麦文化的完整性。1943年，由于他的犹太血统和从不隐蔽的反纳粹观点，他受到立即逮捕的威胁。玻尔和妻子、家人，由丹麦地下抵抗运动(组织)深夜用渔船送到瑞典。几天后，英国政府派一架没有武装的蚊式轰作机到瑞典，玻尔就这样通过戏剧性的飞行飞到英国，在飞行中他差一点丧命。在以后两年中，玻尔和他的一个儿子奥格一起参加了裂变核弹的工程。奥格以后继承父业，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主持了理论物理研究所，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在英国工作了几个月，就和英国的研究组一起搬到了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研究中心。 玻尔特别关心原子武器对人类的可怕威胁。早在1944年，他就试图说服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虽然这种呼吁并未成功，玻尔在1950年致联合国的一封公开信中继续努力提出一个“开放世界和合理的和平政策”。玻尔相信为了控制核武器，人民及其思想都必须自由交流。他领衔推动了1955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并协助建立了欧洲核研究委员会(CERN)。在他获得的众多奖誉中，玻尔曾于1957年获得第一届“美国和平利用原子能奖”。在他的晚年，玻尔曾试图指出，在人类生活和思想的许多方面，互补的思想可能说明一些问题。他对几代物理学家都会有重大影响，对他们的科学思想和生活观点都起着启蒙引导作用。玻尔自己不断向各方面学习，甚至对最年轻的共事者也抱着倾听学习的态度。他和同事们、妻子、儿子和兄弟的关系都很好，他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力量。他的精神富有国际性，但他也是十足的丹麦人，他深深扎根于他的丹麦文化之中。这一点可以从他负责的许多公共事务中看出来，特别是他从1939年起就是丹麦皇家科学院院长，一直负责到生命结束。
生平简述
波尔1885年10月7日出生於丹麦的哥本哈根。他父亲是一位生理学教授，思想开明。为使两个儿子从小就热爱自然科学，经常与朋友们一起就科学、哲学、文化及政治等问题进行有趣的讨论，以薰陶波尔和它的弟弟海拉德。除此之外，波尔的父亲还极为重视两个儿子的体质，培养他们的体育兴趣。所以，波尔和弟弟在少年时代就成了著名足球运动员，长大以後，他弟弟还进入了国家足球队，而波尔还具有了兵兵球、帆船和滑雪等终身爱好。
波尔在童年时代是一个行动缓慢、做事专心的孩子。他在学校里各门功课都很好，尤其是物理学和数学。他还酷爱文学，但本族语学得很费力。他一生都用功克服这一困难，花了很多时间一遍一遍地抄写手稿不管是科学论文、大会发言稿，还是给朋友的信件。这反映了波尔对准确性的迫切要求和使自己的著作能传递尽可能多信息的强烈愿望。为了培养波尔的动手能力，他父亲为他购置了车床和工具。心灵手巧的波尔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金工技术，并敢於修理一切损坏了的东西，家里的钟表或自行车坏了，都是波尔自己动手修理。
在中学时代，波尔虽然是班里的第一名，但他从来不爱虚荣，甚至不曾为争夺第一名奋斗过。
他思维非常迅速，自然地、毫不拘束地发展著自己的才能，并毫不动摇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做一个物理学家。
1903年，波尔顺利地中学毕业，进入了哥本哈根大学自然科学系。起初，他酷爱在大学的实验室里做实验，到二年级时，他决定参加丹麦皇家科学协会组织的优秀论文竞赛用瑞刊在1873年提出的射流振动法测定?获得了卡尔斯堡基金会的一笔助学金，从而有机会到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跟随当时最有权威的物理学家J.J﹒汤木生进行深造。
但波尔和J.J﹒汤姆逊处得并不融洽，原因是波尔和J.J﹒汤姆逊 第一次见面时就指出了J.J.汤姆逊一篇论文中一些他认为错误的地方。于是，在1912年春转到了曼彻斯特大学的卢瑟福实验室工作。
实验室里有许多被卢瑟福发现和吸引来的优秀青年人才，如盖革、马考瓦、马斯登、埃万斯、拉歇尔、法扬斯、莫寒莱、海鸟希、查兑克、达尔文等，波尔和他们相处得非常好，并和其中大部人成了终生朋友。这当中关系最好的，除了卢瑟福之外，就是海鸟希了。这位匈牙利物理学家是一位十分机敏可爱的交谈伙伴，时时处处成为集体的中心。他帮助波尔了解实验室当前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熟悉实验室的每个成员，并且海鸟希还精通化学，而波尔正好极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波尔在卢瑟福的实验室工作了四个多月，於1912年7月底回国，因为他将在8月1日举行婚礼。在卢瑟福实验室工作的四个多用里，波尔收获极大，他对卢瑟福衷心敬重，无论在为人方面还是在治学方面，卢瑟福都是他的楷模。两位伟大的物理学家之间深厚而纯朴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这一友谊延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直到卢瑟福过早地离世。
1912年9月，波尔到哥本哈根大学担任编外副教授，主讲热力学的力学基础。波尔在讲课中表现出一个教师的非凡才干，不管多难理解的问题，他都讲得清清楚楚、饶有兴趣。
在上课的同时，波尔继续在理论上进行探索，1913年，他发表了著名论文《原子和分子的结构》，成为他迈向森严的科学王国的伟大起步。
1914年10月，波尔又应邀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任副教授，主讲热力学、运动学、电磁学和电子理论，并继续进行实验研究和原子结构理论及带电粒子制动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随著波尔声望的不断提高，哥本哈根大学决定为波尔设立理论物理学教授职位，于是，波尔於1916年夏天回国，成为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第二年，他又被选为丹麦皇家科学协会会员。
19l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後，卢瑟福又邀请波尔去担任他们不久前专门设置的哲学博士职务，但波尔为了发展丹麦的物理学研究而婉言谢绝了。 1920年9月，在波尔的不懈努力下，哥本哈根大学终於建成了理论物理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成了吸引年轻而有富有天才的理论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研究原子及微观世界问题的白心。
海森堡、克拉迈尔斯、狄拉克、泡利、赫韦希、哈尔特列、朗道、派耶尔斯等许多杰出的物理学家都先後在这里工作过。在研究所里，波尔充分发挥每个年轻人的才干和独创性，从不借助行政手段进行领导，也不喜欢用指示或命令，因而充满著集体主义和友善精神。环境没有拘束，工作集思广益，解决了许多现代物理学最深奥的课题，形成了著名的哥本哈根学派，而波尔成了这一大学派的领袖。有人问波尔他的学派成功的奥秘何在，波尔回答说："我从来不怕在青年人面前出丑。"
波尔的每一天都被工作挤得满满的，即使晚年也像青年时代一样精力充沛，这使许多人感到惊奇。他不习惯使用时间表，从来不按工作计划工作，在节日和假日里也常常工作，甚至从挪威滑雪归来也不止一次地带回突然成熟的思想，在乘船远航时也不停止工作。因此，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给波尔做助手的。要做他的助手，不仅要有坚强的神经系统，而且要放弃几乎全部的个人自由。因为这位导师在一天24小时内，随时都可能来找你谈一谈有关当前主要问题的复杂性，或者谈一谈他忽然想到的一个什麼主意，或者让你帮助他校正某种见解等。
1922年，波尔因对研究原子的结构和原子的辐射所做得重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为此，整个丹麦都沉浸在喜悦之中，举国上下都为之庆贺，波尔成了最著名的丹麦公民。为了支持正义与和平，波尔将自己的诺贝尔金质奖章捐给了芬兰战争。後来，人们又为他募集黄金重铸了一枚，永远陈列在丹麦博物馆里。
1924年6月，波尔被英国剑桥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授予科学博士名誉学位，剑桥哲学学会接受他为正式会员，12月又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的外国通讯院士。
1927年初，海森堡、玻恩、约尔丹、薛定谔、狄拉克等成功地创立了原子内部过程的全新理论 量子力学，波尔对量子力学的创立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1927年9月，波尔首次提出了"互补原理"，奠定了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力学解释的基础，并从此开始了与爱因斯坦持续多年的关於量子力学意义的论战。爱因斯坦提出一个又一个的想像实验，力求证明新理论的矛盾和错误，但波尔每次都巧妙地反驳了爱因斯坦的反对意见。这场长期的论战从许多方面促进了破尔观点的完善，使他在以後对互补原理的研究中，不仅运用到物理学，而且运用到其他学科。
1933年，希特勒夺取了政权，德国成了法西斯国家，这对於丹麦来说是一个危险的邻邦。波尔不是一个对什麼都不关心的人，他既关心政治时事、国家生活，也关心国际事件。他对当时法西斯政权实行的种族迫害和政治迫害深感忧愁和愤怒，积极创立和参加了丹麦救援移民委员会，对从德国逃难到哥本哈根的科学家及其他难民，给予了尽力的支持相帮助。
1940年4月，德国侵占了丹麦，丹麦政府宣布投降。美国、英国等许多国家的大学打电报给波尔，邀请波尔全家到他们那里去避难和工作。波尔非常不安，友好的关心和对自己命运的焦虑打动著他的心。但是，这一切都没能动摇他留在自己的岗位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决心。
波尔相信，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不久都会过去。因此，不应该陷入苦闷，要坚持下去继续工作，抵抗侵略者，为共同的斗争做出贡献。在以後的一段时间里，波尔日见消瘦，然而他却勇敢地和毫不妥协地坚持著。波尔不隐瞒自己的好恶爱憎，拒绝与侵略者合作并不与支持侵略者的人来往。
1943年9月，希特勒政权准备逮捕波尔，为了避免遭到迫害，波尔在反抗运动参加者的帮助下冒著极大的危险逃到了瑞典。在瑞典，他帮助安排了几乎所有的丹麦籍犹太人逃出了希特勒毒气室的虎口。过了不久，林德曼来电报邀请波尔到英国工作，波尔在乘坐一架小型飞机飞往英国的途中几乎因缺氧而丧生。在英国待了两个月後，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签署的魁北克协议，美国和英国物理学家应密切合作共同工作。于是波尔被任命为英国的顾问与查德威克等一批英国原子物理学家远涉重洋去了美国，参加了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波尔由於担心德国率先造出原子弹，给世界造成更大的威胁，所以也和爱因斯坦一样，以科学顾问的身分积极推动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但他坚决反对在对日战争中使用原子弹，也坚决反对在今後的战争中使用原子弹，始终坚持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观点。他积极与美国和英国的国务活动家取得联系，参加了禁止核实验，争取和平、民主和各民族团结的斗争。对於原子弹给日本造成的巨大损失，他感到非常内疚，并为此发表了《科学与文明》和《文明的召唤》两篇文章，呼吁各国科学家加强合作，各平利用原子能，对那些可能威胁世界安全的任何步骤进行国际监督，为各民族今後无忧无虑地发展自己的科学文化而斗争。
1945年8月20日，波尔又回到了丹麦，继续担任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并被重新选为丹麦皇家科学协会主席。在以後的日子里，波尔不仅积极参加和领导原子物理的理论研究，而且继续致力於发展原子能的和平利用。随著时间的推移，波尔为争取和平事业和国际合作而进行的斗争广为人们所知，他的威信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了。因此，1957年他理所当然的被授予第一届"和平利用原子能"奖。
波尔成了丹麦的骄傲，全国广泛举行了庆祝他诞辰60周年和70周年的活动。在庆祝他60周年诞辰时，为他建立了40万克朗的独立基金，以便他用来鼓励各种研究活动。在祝他70周年诞辰时，国王授予他丹麦一级勋章，政府和科协会决定设立铸有他头像的波尔金质奖章，用来奖励那些有卓越贡献的现代物理学家。
波尔在暮年时，仍然积极参加组织活动和社会活动，为巩固各国科学家的国际合作而到处奔波，直到1962年11月18日与世长辞。
从此，人们矢去了一位天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一位争取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相互谅解的战士，一位纯朴、诚实、善良和平易近人的全人类的朋友。世界上许多国家约有关机构给丹麦皇家科学协会发来了无数唔电、信函，沉痛悼念这位科学巨人。
12月14日，隆重举行了纪念波尔的大会，国王夫妇、波尔的妻子、儿子、儿媳及许多波尔的朋友和同事出席了大会。大会的报告介绍了波尔对物理学和哲学的发展所做的不朽贡献，以及他的活动对皇家科学协会的重大意义。夜晚，大家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倾谈对波尔的怀念。
为了纪念波尔，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被命名为尼尔斯．波尔研究所。
趣闻轶事
1．“不怕承认自己是傻瓜”
玻尔是量子力学中著名的哥本哈根学派的领袖，他以自己的崇高威望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杰出的物理学家，创建了哥本哈根学派。他们不仅创建了量子力学的基础理论，并给予合理的解释，使量子力学得到许多新应用，如原子辐射、化学键、晶体结构、金属态等。更难能可贵的是，玻尔与他的同事在创建与发展科学的同时，还创造了“哥本哈根精神”——这是一种独特的、浓厚的、平等自由地讨论和相互紧密地合作的学术气氛。直到今天，很多人还说“哥本哈根精神”在国际物理学界是独一无二的。曾经有人问玻尔：“你是怎么把那么多有才华的青年人团结在身边的？”他回答说：“因为我不怕在年青人面前承认自己知识的不足，不怕承认自己是傻瓜。”实际上，人们对原子物理的理解，即对所谓原子系统量子理论的理解，始于本世纪初，完成于20年代，然而“从开始到结束，玻尔那种充满着高度创造性，锐敏和带有批判性的精神，始终指引着他的事业的方向，使之深入，直到最后完成。”
爱因斯坦与玻尔围绕关于量子力学理论基础的解释问题，开展了长期而剧烈的争论，但他们始终是一对相互尊敬的好朋友。玻尔高度评价这种争论，认为它是自己“许多新思想产生的源泉”，而爱因斯坦则高度称赞玻尔：
“作为一位科学思想家，玻尔所以有这么惊人的吸引力，在于他具有大胆和谨慎这两种品质的难得融合；很少有谁对隐秘的事物具有这一种直觉的理解力，同时又兼有这样强有力的批判能力。他不但具有关于细节的全部知识，而且还始终坚定地注视着基本原理。他无疑是我们时代科学领域中最伟大的发现者之一。”
2．玻尔与爱因斯坦真挚的诤友
玻尔和爱因斯坦是在1920年相识的。那一年，年轻的玻尔第一次到柏林讲学，和爱因斯坦结下了长达35年的友谊。但也就是在他们初次见面之后，两人即在认识上发生分歧，随之展开了终身论战。他们只要见面，就会唇枪舌剑，辩论不已。1946年，玻尔为纪念爱因斯坦70寿辰文集撰写文章。当文集出版时，爱因斯坦则在文集末尾撰写了长篇《答词》，尖锐反驳玻尔等人的观点。他们的论战长达30年之久，直至爱因斯坦去世。但是，长期论战丝毫不影响他们深厚的情谊，他们一直互相关心，互相尊重。爱因斯坦本来早该获得诺贝尔奖，但由于当时有不少人对相对论持有偏见，直到1922年秋才回避相对论的争论，授予他上年度诺贝尔物理奖，并决定把本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授予玻尔。这两项决定破例同时发表。爱因斯坦当时正赴日本，在途经上海时接到了授奖通知。而玻尔对爱因斯坦长期未能获得诺贝尔奖深感不安，怕自己在爱因斯坦之前获奖。因此，当玻尔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写信给旅途中的爱因斯坦。玻尔非常谦虚，他在信中表示，自己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是因为爱因斯坦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因此，爱因斯坦能在他之前获得诺贝尔奖，他觉得这是“莫大的幸福”。爱因斯坦在接到玻尔的信后，当即回了信。信中说：“我在日本启程之前不久收到了您热情的来信。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象诺贝尔奖一样，使我感到快乐。您担心在我之前获得这项奖金。您的这种担心我觉得特别可爱——它显示了玻尔的本色。”
3．玻尔喜欢不怕他的费曼
当费曼还在美国Los Alamos实验室工作时，职位很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实验室研究设计并制造了原子弹，所以有不少重要的物理学家都来过这里。一天，玻尔与他的儿子小玻尔（当时他们的名字分别叫尼古拉·贝克和吉姆·贝克）也来了。即使是对于该实验室的大头头们，玻尔也是个神，每个人都想一睹玻尔的风采。与玻尔聚会讨论的会议开始了，人到了很多，费曼坐在一个角落里，只能从前面二个人的脑袋之间看到玻尔，……
举行下一次会议的那天早晨，费曼接到一个电话，
“喂，是费曼么？” “是的。” “我是吉姆·贝克，我父亲与我想找你谈谈。” “我吗？我是费曼，我只是个（小伙计）……” “是找你，8点钟见面行吗？” 到了8点，费曼与玻尔父子在办公室相见。玻尔说：“我们一直在想怎样能使炸弹更有威力，想法是这样的……” 费曼说：“不行，这个想法不行，不有效……” “那么换一个办法如何呢？” “那要好一些，但这里也有愚蠢之处。” 他们讨论了约二个小时，对于各种想法反复推敲着、争论着。玻尔不断地点燃着烟斗，因为它老是灭掉。
最后玻尔边点燃烟斗边说：“我想现在我们应该把大头头们叫来讨论了。”
小玻尔后来对费曼解释，上一次开会时，他父亲对他说：“记住那个坐在后面的小伙子的名字了么？他是这里唯一不怕我的人，只有他才会指出我的想法是否疯了。所以下次我们讨论想法时，将不与那些只会说‘是的，玻尔先生，这一切都行得通’的人讨论。把那个小家伙叫来，我们先跟他讨论。” 费曼于是恍然大悟，为什么玻尔单打电话叫他。
来源：悟理的博客
https://m.oubohk.cn/wuli/321198/
